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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書到底有沒有吹牛?論戰爭規模,為何中國古代遠超同期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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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書到底有沒有吹牛?論戰爭規模,為何中國古代遠超同期的歐洲?

        2019年10月01日 14:08:20
        來源:冷兵器研究所

        編者按:中國古代一場規模較大的戰爭,雙方所投入的兵力經常為數萬乃至于數十萬。尤其在羅馬帝國崩潰以后,中國的戰爭規模都遠超于同期的歐洲。這不禁讓人疑惑,是什么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有人將其歸結于中國史書的夸張,但這種說法在一些現代考古資料及詳細的史料記載面前是缺乏說服力的。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我們將從國家組織形式、統計口徑以及后勤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中國的國家組織形式與同期的歐洲是有很大不同的。

        在秦代大一統之后,中國在漫長的時間里大體都處于統一的狀態。這不僅是領土上的一統,從漢代以后儒家思想的傳播以及科舉制度的確立,實際上也確立了觀念上的一元化與組織上的一體化(周雪光《黃仁宇悖論與帝國邏輯》)。與之相比,在羅馬帝國衰落以后,歐洲已經很難維持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各種勢力爭斗不休,海盜橫行,貴族與莊園主在維持自身武力的同時,并不怎么服從中央政府的調遣。這種組織形式的不同,帶來了資源動員能力的巨大差距。

        在漢代以后,隨著科舉、辟署制度確立,地方豪族為了進入地方行政體系而謀求漢朝廷的認可;另一方面,漢王朝則可以憑借這些地方豪族來間接地治理鄉土社會——換言之,漢王朝也可以通過地方豪族來動員鄉土社會的資源。

        這一形式發展到宇文泰統治時期,形成了府兵制度。隨著宇文泰統治期間八柱國、十二將軍、二十四儀同將軍的先后設立,鄉兵通過軍府的組建成為府兵,而軍府首領為國家任命受國家統轄,府兵也就此轉化為禁衛軍,而受到朝廷指任的軍府首領,還必須要承擔一部分的糧食供給,以換取維持武裝的合法性(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這樣一來,中央政府僅需要付出極小的代價便可動員大量的資源,而宇文泰也憑借著府兵制度逆轉了與高歡政權的勝負之勢。

        ▲宇文泰的影視形象

        當然,這一切基本建立中央政府具有強大實力之前提下,而一個強大的政權也帶來了境內的相對和平。就制度學派的觀點來說,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與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盡管依然存在著壓迫,但中國古代的經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領先于歐洲國家,這也意味著能夠動員的資源總量更多。

        在歐洲基層組織中,貴族、莊園主保留著自己的武力,他們保護著奴隸免受海盜、土匪的劫掠來換取他們的勞動來獲得地方性權威(《西方世界的興起》)。他們對于中央政權的依附十分微弱,因此中央政權也很難進行大規模的資源動員。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組織形式,帶來了國家資源動員能力的巨大差距,所以羅馬衰落以后的歐洲世界,實際上很難再組織起大規模的戰爭。

        與此同時,在不同時期,關于參戰人數的統計口徑是不同的。在職業軍人制度正式確立以前,軍隊數量的統計口徑更大,還包含了仆從、勞役及后勤部隊,這也使得對于戰爭規模的紙面數字大了許多。如在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戰中,“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這里史料中顯示直接參戰人數達數十萬,但其中還包括了大量的后勤人員。

        曹操在整編黃巾軍之時的記載也十分有趣。在《三國志》的記載中,“黃巾聚眾百萬”,但這個百萬之數實際上是包含了大量老幼婦孺的流民之總數,所以“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食”。在其投降以后統計得“男女百萬余口”,“降卒三十余萬”,其后才是“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

        ▲曹操的影視形象

        盡管黃巾軍作為流民的性質相對特殊,但我們也不難看出此時統計口徑中仍將后勤部門計入參戰人數之中。然而,盡管這些后勤人員或許并沒有經過大量專門的軍事訓練,卻仍可能需要參與到戰斗之中。直到職業軍制逐漸確立以后,負責后勤的部門從正面作戰部隊中逐漸脫離出去。這一節點發生在宋朝時期。宋太祖篡周以后,為了整合一支戰斗力強大的作戰部隊,設立“剩員”制度將軍隊中的老弱者從禁軍轉為廂軍,以廂軍負責后勤、建設等事務,在一般情況下不參與正面作戰。自此,直接作戰部隊與后勤部隊完全分離。

        ▲表見《戰爭事典》046

        在宋仁宗時期,禁軍軍籍達到頂峰的82.6萬,此時廂軍軍籍43.3萬,總計達125.9萬。這一數字看似龐大,但比起前代來說卻略有縮小。這是因為在職業軍制確立以后,中央政府需要負擔軍隊職業化所帶來的沉重的財稅負擔,導致整個北宋時期軍費開支常常占國家稅收收入的八成以上,北宋朝廷甚至不得不通過鑄造更多的銅幣來彌補財政上的虧空。

        另一方面,戰爭規模還與后勤息息相關。

        中國有綿長的長江與黃河,水路交通網覆蓋面積極廣,這使得戰爭的后勤保障變得容易了許多。后勤的邊界決定了部隊前進的邊界,而更低成本的后勤供給方式帶來的是戰爭潛能的提升。比如宋太祖在收復南方割據勢力時,基本通過水路來運送軍隊與輜重,大大節約了戰爭的成本。

        ▲趙匡胤通過確立“剩員”制度,將老弱兵員從禁軍轉化為廂軍編制

        如攻打荊楚的武平、南平勢力時,大軍便是從襄州沿漢水南下至江陵府;征伐后蜀時,北路軍王全斌由鳳州沿嘉陵江南下,東路軍劉光義從歸州溯長江而上趨成都府,均是沿水路進發;攻打后漢時潘美亦是自水路進發,率兵沿富川南下;在征伐南唐時,曹彬領軍十萬由江陵府沿漢水南下,也時走水路。宋初的統一戰爭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原因在于自汴梁延伸出來的發達的水系為后勤及行軍提供了高度便利。但在西北地區面對黨項的戰爭之中,宋軍隊伍難以在西北山地中抓住黨項的主力部隊,而且后勤也難以及時跟進,最終被迫撤離而不得不放任黨項李氏的發展。(《戰爭事典》026)

        ▲北宋的治領下水路交通網極為密集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戰爭規模是由很多方面共同決定的。史書里一場會戰中雙方參戰人數高達數十萬的記載,它可能是國家資源動員能力、統計口徑及后勤供給能力所帶來的結果,我們很難斷言是史書杜撰出來的夸張之言。不僅如此,不同朝代因為組織形式、統計口徑、外部環境變化及軍事制度等種種變量之不同,而帶來戰爭規模之不同,在此我們就不一一討論了。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明月照禿貓,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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